生命有多长,爱情就有多长

1980年初夏,我接到电话,一听就是张瑞芳的声音。“打电话老找不到你,忙什么呐!有空来一下。”我知道她刚从北京回来,以为有什么新闻要说说,连忙赶到她家。只见瑞芳老师坐在饭桌旁边,她的丈夫严励窝在靠窗的单人沙发里。瑞芳老师笑嘻嘻地说.“也没有什么大事,把你作为朋友,随便聊聊。”

“随便”聊的,是一曲埋藏在心灵深处的初恋往事,虽然经过了那么漫长的岁月,但还是那么清晰。

他叫郑曾祜,两人当年同在北平国立艺专读书,同在西洋画系。张瑞芳的画室在楼上,小郑的画室在楼下。他俩同进食堂用餐,放学一人一辆小单车肩并肩地骑着回家。他们的家不在同一方向,小郑总是绕上一大圈将她送到家再掉头骑回家。节假日的北海、颐和园、香山……无不留下他们的身影。划船、散步、绘画、吟诗、谈艺术、谈理想,但就是没有谈情说爱——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感情是那么的纯洁,那最多只是朦胧的爱情萌芽吧。

轻松、浪漫的日子是那么短暂。其时,日本对华北虎视眈眈,少年人平静的学习环境彻底被搅乱。张瑞芳受母亲、姐姐的影响,很快融入抗日的洪流,走上街头参加一二·九运动,并参加了民族革命先锋队。后来,张瑞芳决心取道武汉,南下重庆,彻底地投入到革命的怀抱。她并没有忘记郑曾祜,也曾动员他和自己一起南下……

聊到此,瑞芳老师叹息了一声:“我们道不同,各自的选择有了分歧,他受父亲的影响,坚持学生应该好好求学,或者到香港继续读书,还要说服我和他一起去……”

分离于是在所难免。离别的前夜,两人最后一次晚餐,他一口菜也没有吃,只是哭得泪人似的。瑞芳老师说她没怎么抹泪伤感,还以为很快赶走日本鬼子,就能重聚。但是,命运无常,这一分手,两个人再无续缘的机会。

一腔热血的瑞芳老师到了重庆,整日沐浴在革命文艺的激流中,全身心地献给了话剧艺术,《北京人》《棠棣之花》《大雷雨》《屈原》《安魂曲》……她在舞台上光彩夺目,被媒体和观众誉为“四大名旦”之一。风风火火的生活,也冲淡了她对郑曾祜的思念。

但是,痴情的郑曾祜一日也没有淡忘张瑞芳。数年苦熬之后,他辗转来到重庆。但是,再次相见时,心中的恋人已为他人之妻。等到张瑞芳的那段婚姻发生变故,恢复自由之身时,他却又已为人夫。

郑曾祜去了台湾,成了台湾大学的教授,后来也做生意。他虽为人夫,也明白此生再无和张瑞芳接续前缘的可能,但此情绵绵难割舍——在台湾的家里,有一个房间专门摆放着张瑞芳的各种照片,有剧照,也有生活照,都是他千方百计从香港报刊上或托朋友觅来的。

1987年,台湾开放居民到大陆探亲,郑曾祜利用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转道来到离开了30多年的魂牵梦绕的北京。他迫不及待地通过各种渠道找到当年的同学,又通过他们找到了张瑞芳,大家在北京聚会。席间,老同学们为他俩的重逢笑着、闹着,硬是把他们推在一起照了一张合影。瑞芳老师动情地说:“这是我们一生中唯一的一张合影。”

我曾委婉地问她:“快半个世纪了,还能找到当年的感觉吗?”瑞芳老师的回答是.“人世间,有着太多太多的阴差阳错,但是生命有多长,爱情就有多长。”

后来,郑曾祜再次来大陆上门看望瑞芳和严励,细心而多情的他给瑞芳老师带来整整一大箱衣服,也给严励订制了两套西装。所有的衣服尺寸都挺合身、有品位。

1999年,严励因患胃癌去世了。只差两年就是他们夫妻的金婚纪念日。这对瑞芳老师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又过了一段时间,郑曾祜的夫人也在台湾病逝了。

每逢除夕之夜,张瑞芳第一个接到的,总是“小郑”从台湾打来的祝福电话。又一个除夕之夜,电话铃照例响了。但电话那头只有唔唔的声音,伴随嗯嗯的哭声。他中风了,再也不能对她问候,说一句“你好吗”。

再后来,他也走了。

沧海桑田,物是入非。瑞芳老师说,唯有心中的那份牵挂,始终没变过。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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