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忻州市发生了一起几乎灭门的辐射案件，此事甚至惊动了国务院，而作为事发地的忻州南关一时间人心惶惶，谣言满天飞，以至于商店停业，学校停课……不过幸好国家处理及时，辐射源被很快找到收回，这才将此事完美处理。

要命的怪病

1992年11月19日，忻州本地人张有昌比往日回家要早得多，他告诉刚娶过门不久的妻子张芳说自己恶心、呕吐、肚子疼，并带有掉头发的现象。妻子见他病情严重，就与他一起去忻州市人民医院去就诊。

在经过常规的化验检查后，医生们经过会诊也无法确定他的病因，所以建议他住院治疗以便观察。由于妻子张芳已经怀有身孕不便在医院照顾丈夫，于是便将丈夫的大哥张有双叫来医院陪护照顾弟弟，而自己则回家休养去了。

然而，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事情过去了两三天，11月21日，住院的张有昌病情不仅没有什么起色，就连来陪护他的哥哥张有双也开始有了脸色发紫呕吐不已的症状。

局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医生们判断这很可能是一种未知的传染病，于是将兄弟二人转到隔离病房继续观察。但是按照传染病对他们进行治疗，兄弟二人的病情仍然没有丝毫缓解，于是医生建议他们去医疗条件好一点的太原就诊。

11月24日，在张有昌的父亲张明亮和岳父张丑寅的陪伴下，兄弟二人转院到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作为从未见过的病例，专家们对他们作了全面检查，最后会诊的结果是其症状符合“辐射病”，按照规定，具有辐射性质的病例是要上报省卫生厅的，于是专家们将会诊结果上报了卫生厅。

然而山西省卫生厅接到消息后，通过调查得知忻州不存在任何放射源，于是兄弟二人“辐射病”的结论被推翻，这就相当于兄弟二人的病情仍未确诊。在此期间，张有昌的头发大把大把脱落，腿部呈现了深紫色，山大一院对他们作了重新检查，仍然没有搞清楚病因。

由于家庭的拮据，张家负担不起医院昂贵的费用，于是张家人商量了一番，决定回到忻州静养观察。

然而，这个怪病是无情的，它来势汹汹，根本没有给人反应的机会。

12月3日，弟弟张有昌离世；

12月5日，哥哥张有双离世；

12月7日，父亲张明亮也因同样的病情一病不起，在12月16日临终前，他将家中所有的积蓄两千元钱交给怀孕的张芳，让她去北京的大医院求诊，说道:“我们死也要死个明白!”

此时的张芳已经有了张有昌开始发病的症状，正当她惶恐不安，茫然之际，她父亲张丑寅下了决断，当天晚上便带着她踏上了北京求医的火车。

12月17日，24岁的张芳辗转于北京各大医院，但经过检查白血球数量不及平常的十分之一，已经属于危重病人，大夫们推荐张丑寅带着女儿去以治疗血液病著称的北京人民医院就诊。

怪病的确诊

12月18日，张芳被送进了北京人民医院，当时的诊断为“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但本着对患者高度负责的精神，张芳的病历来到了中国著名的血液病专家陆道培手中。他亲自过问了患者家属后，得知有三人死于同样症状，于是心中敲警钟。

下午三点，陆道培教授邀请了解放军军事医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的毛秉智教授、放射病血液科的专家黄世敏、北京朝阳区医院传染病所所长、环境检查总站副部长王功鹏等人对张芳作了会诊。尽管最后有些分歧，但毛秉智教授和陆道培教授认为，张芳的症状虽然类似于诊断出的“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但这种病症不可能同时短时间内造成数人死亡，应该属于辐射病，但病发地忻州地区并没有辐射源，所以这为确诊带来了困难。

为了进一步研究张芳的病情，陆道培教授在12月24日又邀请了卫生部工业卫生实验所所长王作元、白玉书等数名研究员再次进行了会诊，这三位专家听取了病人的情况后，对张芳采取了血样进行染色体筛查。实验结果表明，张芳的细胞畸形体比例高达44%以上，高出正常人的数万倍，从这个结果来看，患者是肯定受到了电离辐射造成。

专家们对张芳的病情确诊了以后，所以认定其他的三位死者也是死于“辐射病”，于是将该情况向卫生部作了报告，卫生部认为事件严重，于是向中央作了汇报。

12月31日，国务院徐副秘书长作出了重要批示:“除抓紧对张芳检查治疗外，应集中力量尽快找到放射源。”其他领导也电令山西省政府尽快予以查清、解决!

一场轰轰烈烈地寻找辐射源的战役打响!

辐射源到底是何物?

山西省政府对中央的批示十分重视，不仅组成了事故调查小组，忻州市政府对调查和处理工作展开了积极的配合。

要知道，辐射类物品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严格管控的危险品，所以追查的重点就在于忻州市在什么时候出现过辐射物。经过溯源，辐射物的源头很快就被确定出来。原来忻州曾在1973年9月从上海医疗器械厂接收过一批钴60的辐射装置，被安置在当时的辐射室中，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又被划归给环境检测站。

1991年环境检测站扩建需要拆除放射室，那么里面的钴60辐射源需要移交给山西省放射性废物库收储。对于钴60这样的放射物的转运工作，国家是有着明确规定的，必须由专业工作人员来实施。按照规定，忻州市政府从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请来了两位专业人士来做转运工作。

1991年6月25日，两位专业人士对存放于废井底部的钴源作了倒装收贮工作。由于年代久远，忻州市科委提供的钴60辐射源的数目为五只，所以两位专业人士在五只辐射源后也再未寻找。但实际上时忻州接收的钴60辐射源一共有六只，其中五只是苏联产品，一只是法国产品，科委工作人员误以为只有苏联五只，以至于酿成后来的悲剧。

10月27日，建筑工程队开始对忻州市环境检测站进行施工，当时工程队聘用了忻州市南关村的一些村民对地基进行挖掘作业。10月29日，在挖掘防辐射室的过程中有人挖出一个2-3厘米闪闪发亮的圆柱形金属，张明亮觉得这块金属异常好看以为是“宝贝”，便捡起来放到张有昌的衣袋中，岂不知他认为的宝贝，实则是差点酿成灭门惨案的罪魁祸首。

既然确定了辐射源，下一步就是找到它，否则更多的不幸还会继续发生。于是事故处理小组兵分多路，前后六次对张有昌、张有双以及张明亮的行动轨迹来查起，对张家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家里逐个排查，最后扩展到整个南关村，就连医院、火葬场、下葬地排查，但仍然未找到这个可怕的辐射源。

寻找辐射源的工作陷入了僵局!

工作组成员提出，要不让当事人详细说一遍当时的情况，或许可以从中抽丝剥茧找到线索，此建议得到了工作组领导的认同，于是连夜赶到北京人民医院找到当事人张芳与其父亲张丑寅谈话，让他们事无巨细的将当时发生的情况介绍一下。

果不其然，在张丑寅的回忆下，终于想起一个细节。在陪同张有昌去山大一院检查时，曾有一个金属物掉了出来，张丑寅当时问了一下这个东西还要不要，张有昌摇了摇头，张丑寅就将这个金属块扔到了医院的垃圾桶里。

工作组成员反复询问了张丑寅这个金属的模样体型后，基本确定被扔进医院垃圾桶的极有可能就是钴60辐射源，工作人员迅速将此消息通知了远在忻州的工作组领导。

众所周知，医院的医疗废物是有专门处理地方的，太原的山大一院也没有例外，依照张丑寅所描绘，再加上当时山大一院的垃圾清运工翟金元提供的说法，这枚丢失的钴60辐射源应该在垃圾处理厂。但蹊跷的是，工作组成员携带着探测仪器多次在这个垃圾处理厂进行探测，但没有发现一丝一毫的辐射痕迹，更别说辐射源了。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再次断掉了，辐射源究竟去了哪里?多耽搁一天，或许就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有人提出，听说土渣车为了图方便经常将垃圾倒在野外，那么医院的垃圾清运车会不会也是如此呢?当时的卫生监理处处长曹敏站了起来说道:我再找院长做做这个翟金元的工作，如真的倒在野外，反而更有利于我们处理辐射源!”

1993年2月1日，曹敏找到院长一同到了翟金元家中劝说道:“如果你把垃圾倒在野外，如果没有造成后果，我们保证不会深究，或许还有一定功劳。但是一旦再次发生辐射事件，你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将是严重的!”在二人苦口婆心地劝说了一顿之后，翟金元妥协了，他将倒垃圾的地方告诉了二人，并带领工作组的成员找到了钴60辐射源，众人纷纷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在公安、卫生、环保各部门配合下，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的院长带着十几名专家将该辐射源进行了专业回收。要知道，这条路是通往山西有名的景点晋祠的必经之路，过往游人络绎不绝，幸好及时处理了这个危险的物品，否则后果的确不堪设想。

后续

因为档案的遗失，工作的疏漏，竟酿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这一小块危险的“金属”让张家几乎灭门，虽然张芳在国家的极力治疗下好转过来，但其肚子里的胎儿却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孩子出生后虽然表康，但其心智却远低于同龄人，这个不幸也成为我国首例子宫内遭受的辐射病例，同时被国际原子能机构收录。

此事实证明，遭受辐射后的人或者物都有着不可预估的后果，像前些年日本的核泄漏事件之后口口声声称其粮食可以正常食用，国内一部分人员也为其呐喊呼应，这其实完全是在愚弄百姓，要知道福岛周围的农产品就连日本人自己都不吃，为何要出口给外国呢?幸好我国政府对该地区出口的产品控制较为严格，这才没有大量流入中国市场。事实是核污染食品，日本人自己都不敢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