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背景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并归还台湾等非法侵占领土给中国。消息传来，台湾同胞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欢庆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

1945年10月25日，日本投降仪式在台北公会堂（现改称中山堂）举行。日本投降代表、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向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将军呈递降书。陈仪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回归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军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第二天，台北市学生及各界民众数万人举行大游行，欢庆祖国收复失土。全省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祭告祖先，通宵欢饮。纵情庆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

光复后的台湾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在日本发动对亚洲各国的战争中，始终将台湾当作后方供应基地，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战争结束时，整个台湾工农业生产处于瘫痪状态，物资缺乏，米荒严重，物价飞涨，百业萧条，人民大量失业，社会治安恶化。更为严重的是，台湾经历了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刚刚重回祖国，国民党当局和台湾人民之间彼此都不大了解，容易产生矛盾，需要一段时间进行磨合。而恰恰是在这一段磨合期，国民党当局采取了非常错误的政策，激化了与台湾人民的矛盾。

政治方面：台湾遭日本殖民统治50年，政治上的压迫造成许多台湾人民不满，而这种不满情绪逐渐转化为对中国的热烈期待。日本归还台湾给中国，台湾人认为会有更多自治与参政的机会。但事与愿违，国民党对台湾人民实行的是军事独裁统治，行政长官公署集全省“行政、司法、立法、军事”大权于一身。同时，国民党吏治腐败，贪污盛行，军警横行，大员们热衷于“三阳开泰，五子登科”，下山摘桃子。而陈仪领导的行政长官公署不信任台湾本省人，认为本省人已被日本奴化，造成本省人无论在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或工作职位等各方面均受到不公平对待，引发民众不满。国民党政府错误的治理政策，让本来满怀信心的台湾人倍感失望。

经济方面：台湾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重创，战后台湾农业产值只有1937年的49%，工业产值则不到33%。学校、工厂、医院等基础设施也受到严重破坏，金融与物价秩序混乱。国民政府接管后，一方面接受原属日本人与殖民政府的财产，并拆装卖往大陆；另一方面又延续日本殖民政策中的专卖制度，实施严格的经济管控措施，垄断台湾与大陆贸易的经济管道，利用各种关系排挤民营公司，让原本期待结束殖民对待的台湾人十分失望。此外，台湾回归祖国后，蒋介石在大陆大打内战，大陆的经济危机也波及到了台湾，岛内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台湾光复仅一年，物价涨了100倍。台湾中小企业在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劫夺下，纷纷破产倒闭。加之农业歉收，致使当时台湾600多万人口中，有近三分之二的人贫困交加，饥寒交迫，人民怨声载道。老百姓们原以为可以扬眉吐气过几天舒心日子，哪知他们美好的愿望很快就破灭了，有人在旧总督府门前挂上一幅“狗去肥猪来”的漫画。群众不满的乌云笼罩在整个台湾岛，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运动一触即发，山雨欲来风满楼。

社会文化方面：台湾经历50年日本统治，四处皆可见日文，举目皆是日本风格，历经日本侵华战争来台的大陆人，感到很不习惯。1942年1月以前，日本政府实施志愿兵役，部分台湾人因殖民教育灌输参加日军侵华作战，许多外省人因此迁怒于台湾本地的亲日人士，其中一些人被视为汉奸，并有受到缉捕的情况发生。文化界和学生曾要求当局开展民主与经济改革活动，主政当局采取了“宽舆论、紧经济”的政策，既未严格禁止批评时政的言论，也未采纳合理意见。

2、导火索

“缉烟血案”是“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索。1947年2月27日下午，“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六名查缉员及四名警察，在台北市法主公庙对面发现一名40岁女子林江迈正在贩卖私烟，查缉员没收林妇所有香烟以及钱财，林妇跪地求饶，苦苦哀求归还其钱财以及其余经过合法缴税的公烟，查缉员坚持全部没收。林妇的纠缠让查缉员心生不耐，同时纷扰也吸引越来越多的民众围观。查缉员情急之下用枪托击伤林妇头部，林妇顿时血流如注并昏迷倒地。围观群众目睹此景，愤而将查缉员包围。查缉员开枪示警却击伤了看热闹的市民陈文溪（20岁，送医次日死亡）。激愤的群众包围警察总局要求警方惩凶，但是警察局长官包庇下属。市民眼见官吏开枪伤及无辜，却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更加气愤。次日，民众沿街打锣通告，愤怒的市民包围专卖局分局抗议，要求局长下台负责，并将专卖局内堆存的香烟、酒类搬出焚毁。

3、事件爆发

公署卫兵开枪伤人引起该事件的真正爆发。2月28日，约有四五百名群众来到行政长官公署，向行政长官陈仪请愿，竟遭卫兵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数十人。事态迅速扩大，游行请愿演化为大规模武装冲突，陈仪随即宣布实行戒严，派出大批军警巡逻。台北市民罢工、罢课、罢市，包围行政长官公署、警察局、电台等机关，放火烧掉台北专卖分局，甚至开始抢劫军用仓库，释放狱中囚犯，与军警不断发生流血冲突。运动民众还通过电台向全省广播，控诉军警的暴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各地民众群起响应，围攻所在地机关、部门。由于当时国民党刚刚接管台湾，兵力不足，运动群众很快控制了除高雄、基隆以外的所有地区，国民党对整个台湾岛的形势逐渐失去控制。

4、政治交涉

3月2日，台北市民众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随后在各地成立分会，代表民众就事件处理和台湾的政治改革与行政长官公署交涉，陈仪也派人参加。3月6日，委员会起草了“三十二条要求”，并发表《告全省同胞书》，明确声明：此次运动的目标是“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政治的改革”。台中地区时局处理委员会发表的宣言，也提出了“建设新中华民国，确立民主政治，拥护中央政府，铲除贪官污吏，即刻实行省县市长民选，反对内战，反对专制”等要求。这些主张基本反映了台湾各界人士要求民主和自治的合理愿望。

但是，随着运动规模的不断扩大，运动队伍中也混进了一些不良分子，包括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地方绅士和流氓。3月7日下午，处委会又召开全体大会，将三十二条扩大为四十二条，增加了一些不切实际甚至错误的主张，例如要求接管行政长官公署、撤销警备总司令部等。这些主张挑战了南京国民政府对台湾的治权。蒋渭川等台籍精英也主张体制内推进省政改革，不赞同“42条要求”。

3月7日傍晚，处委会全体常务委员同赴行政长官公署，向陈仪正式提出“42条要求”，但被严词拒绝。3月8日，该会又派省市参议员代表到行政长官公署向陈仪谢罪，不敢再提此种要求，并发表声明，推翻前一日通过之决议案，称因参加开会的人数众多，先前通过之要求未及推敲，致有不当要求出现，“撤销警备总部、国军缴械，迹近反叛中央，决非省民公意”，并呼吁自次日起复学、复工。但事件发生至此，处委会被部分有心人士利用，不断地升高其政治目标，致使陈仪怒而撤出了派往委员会的代表，并加紧部署镇压行动。

5、武装镇压

早在3月2日，陈仪见形势不妙，急告南京国民政府，隐瞒事实真相并请求国军赴台救援。蒋介石接报并与国民党要员商量，均认定该运动是“暴乱”，为防止事态扩大，必须采取果断措施进行镇压。蒋介石立即电令驻守上海的21军火速乘船赶赴台湾增援，并限令于8日前赶到。3月8日中午，21军先头部队在基隆登陆，遭到群众阻拦后，部队竟在船上架起机枪向码头上的群众扫射。9日，国民党主力部队在血洗基隆后，进驻台北，与驻守在台湾南部地区的国民党“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联手，对运动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二二八”事件最终被当局镇压。大批台湾市民、学生及社会知名人士，包括教授、作家、医生遭到屠杀。此外，还有不少人被捕、逃亡和失踪。“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也被当做非法组织取缔。3月。国民党还在台湾进行了大规模的收缴枪支和肃清“暴乱”分子活动。

6、善后处理

1947年3月，陈仪被迫提出辞呈，以示对“二二八”事件造成的不幸局面承担责任。国防部长白崇禧赴台处理善后事宜，承诺调整相关政治、经济、社会管理政策。4月22日，蒋介石主持行政院例会，陈仪引咎请辞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决议撤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依照《省政府组织法》改制，任命魏道明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台籍人士邱念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刘兼善、南志信、游弥坚、陈启青为省府委员。台籍人士在省政府权利核心占四分之一，下属各机关亦尽量启用台籍人士。

5月16日，台湾省政府正式建立，魏道明就任省主席，着手化解事件产生的不幸局面。魏道明到任后的改善措施共8项，包括：在台湾省政府14位省府委员中，聘了7位台籍委员，占全数的一半，以补救省籍歧视问题；宣布解除戒严，结束清乡，停止新闻、书刊及邮电检查，结束岛内戒严管制；将专卖局改为烟酒公卖局，除烟酒维持公卖外，其他如樟脑、火柴、木炭等开放民营，增加台湾同胞的谋生机会；裁撤贸易局，改设物资调节委员会，改正官商勾结弊病；鼓励买卖自由，解除文具、书籍和印刷品的统制，开放商业买卖自由；解除煤炭内销管制，允许民营企业经营煤矿；颁布低粮价制度，由当局规定每户人家的标准粮，粮商必须在标准内供应，否则一律严办，保证民食不至于匮乏；对“二二八事件”受难公教人员进行抚恤。

7、罹难人数

“二二八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到今天还没定论。台湾当局过去一直把伤亡人数压低，从数百人到千来人，但民间却加以夸大，有的甚至说约有10万人，但一般倾向接受在1.5万至2.5万人之间。根据赖泽涵走访结果，他评估的死亡人数在1万人左右。许倬云认为，受害者其实也应当包括在街上被殴打致死的大陆人士，但一般的统计，却没有将他们列入。至2012年10月12日“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召开第8届第5次董事暨监察人会议为止，赔偿金申请案审理统计数字显示，这些年来共受理2756件，已审2728件，撤回或注销28件。其中，成立件数2266件，包括：死亡案682件、失踪案178件（亦即死亡与失踪者共860人），以及羁押与徒刑1406件。不成立者462件，包括：不符法定要件280件，证据不足182件。审定赔偿金额总计新台币71.77亿元，审定赔偿人数为9705人。2013年，“‘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赔偿条件”获得修改，赔偿金的申请仍在持续受理中。

8、事件平反

随着七十年代后半期兴起的党外运动、八十年代的自由化，台湾民间渴望平反“二二八”的声音逐渐出现。1987年，陈永兴、郑南榕等人串联数十个海内外台湾人团体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1989年，全台第一座“二二八”纪念碑在嘉义市建立。 [7] 1995年2月28日，当时的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代表政府首次为二二八事件，向受难者家属及全体人民道歉。1996年，台北市长陈水扁宣布将2月28日定为纪念假日，并将台北新公园更名为“二二八和平公园”，台湾行政部门亦于同年订定2月28日为“和平纪念日”，并为台湾假日。2006年起，每年二二八和平纪念日当天，全台各机关学校、团体都要降半旗，以表示对二二八事件死难者最深的哀悼之意。

9、纪念场馆

1997年2月28日，台北228纪念馆于台北市二二八纪念公园内开馆。2002年3月23日，全台第一座私人的二二八纪念馆——阮朝日228纪念馆成立，作为南台湾二二八历史研究之据点。2007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届满六十周年，“二二八纪念馆”（原台湾教育会馆）正式揭牌成立，并于2008年2月28日开馆营运。